邮报頭條:澳中关系渐行渐远 影响澳洲年轻人学中文的动力?

【Sydpost】梅卓琳(Jocelyn Chey)在读大学期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了学习中文普通话。后来,她成为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

1954年,还是一名青少年的梅卓琳随父母从欧洲移民澳大利亚,并下定决心要学习一门亚洲语言。但她说,与今天的情况不同,当时很少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具有什么价值。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竹幕之后,经济非常落后,常常有人对我说,学习中文没有任何用处,”梅卓琳教授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说。梅卓琳教授曾在1992年至1995年间担任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中国,而且学了中文也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华人的比例远低于今天。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发展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虽然中国迅速崛起,但从事中国研究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人数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开展的一项学者调查显示,现已发现在大学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人数不足。该调查称:“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专长正在逐渐消失。”

鉴于澳中两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这种事态发展尤其令人感到不安。北京方面坚称,责任在澳方

政治因素成为语言学习障碍

梅卓琳教授在澳中关系领域的职业生涯长达数十年,亲眼目睹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她说,虽然从她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如今学习中文普通话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她说:“这就像推一个庞大的重物爬坡,进展非常缓慢,而且这个重物还不断地滚回来。”

现年21岁的狄安娜·拉顺达马里乌斯(Tiana La’shunda Marius)说,她在高中时由于课业安排无暇选修第二语言,所以当看到大学课程可选修两种语言时,她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报名参加日语和中文普通话课程。

拉顺达马里乌斯女士大学学习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能去中国留学,但现在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了,这一计划已被打乱。

除了为防疫而实施的国际旅行禁令外,外交和贸易部还在最近更新了旅行建议,警告澳大利亚人如果去中国的话,会面临被肆意拘留的风险。

维多利亚州亚洲研究协会(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Victoria)在一项调查中,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和“缺乏明确的职业途径和就业机会”列为导致大学里中国问题研究学科入学人数下降的关键因素。

拉顺达马里乌斯女士说,无法去中国学习普通话让中文学习变得难上加难,她希望她的计划不会被政治因素所打乱。

她说:“这很难说,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得太快,这可能会影响到我。”

“挑战激励着我前行”

从维州中部城市巴拉瑞特(Ballarat)到北京虽然相隔万里,但这未能阻止克里斯·米尔恩(Chris Milne)追求长期定居中国的梦想。

这位22岁的年轻人现在已进入大学二年级的学习,他是极少数愿意参加12年级VCE中文考试的澳大利亚学生。

他说:“VCE中文考试是按成绩优劣排序的,得分要与中国背景的学生一起排榜,这当然不容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华人人口一直稳步增长。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澳大利亚有120多万华裔人口。

大量有中文背景的澳大利亚高中生会选择学习汉语,这就意味着一些班级里学生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这让那些没有中文背景的学生面临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克里斯说,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热情并没有因为他的VCE中文学习经历而减弱,但他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知难而退。

他说:“挑战激励着我前行。”

“但如果准备迎接的是难度更大的高中中文学习,则可能会很难理解这一点。”

尽管加大了对VCE中文课程的均衡把控,但愿意尝试学习中文的学生似乎越来越少,根据维多利亚州课程与评估局(Victorian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的记录,2013年至2018年间,中文课程注册人数下降了23%。

维多利亚中文教师协会主席、私立男校苏格兰学院(Scotch College)中文课程负责人徐继兴(Jixing Xu,音译)表示,尽管这个系统并不完美,但正在不断改进。

他说:“学生们一周只上两三个小时的课,所以学习并掌握中文是很难的。”

“但现在,维多利亚州有四种不同的中文教育分类,我认为这满足了大多数非中文背景学生的需求。”

“对一切都着迷”

西奥·斯台普顿(Theo Stapleton)说,他当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有口皆碑的“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奖学金,接受去北京学习的机会时,他一句中文还不会说,但他下定决心要充分利用在北京学习的时间。

“我从语言学习开始,然后对其所有的一切都着迷。”

仅17个月,斯台普顿就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6级,这是非中文背景人士汉语水平考核的最高级别。

与大多数在今年年初疫情恶化时返回澳大利亚的学生不同,斯台普顿决定留在中国,并表示即使外交关系恶化也不会改变他的未来计划。

他说:“非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对留在这里的重要性的看法变得更加坚定了,因为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就非常需要懂得彼此文化的人。”

就像斯台普顿一样,墨尔本斯威本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的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教授在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后第一次去中国。

他说:“那时我们谈论中国和汉语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别的地方,而现在说到中国和汉语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主题则是澳大利亚。”

自那以后,菲茨杰拉德教授将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中国,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之间寻找平衡。

他说,澳中关系不应该对澳大利亚人是否研究中国有任何影响。

梅卓琳教授则相对没有那么乐观,她认为两国关系紧张会影响到学生选择学习中文,但还是希望澳大利亚年轻人能继续接受学习中文的挑战。

“了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非常重要,而且还会有助于个人发展,你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语言,而且还在学习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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