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納祈:陰謀論賴以滋長的3種土壤

一般而言,陰謀論是指凡事背後都有陰謀,好比有一隻無形的手正操控眼前發生的事物。儘管以「論」字作結,卻與理論無關,更多的是一種通過「跳躍式」思維去解釋社會現象的手段。陰謀論的核心不在於查證可能存在的陰謀,而是以可能存在陰謀去評價。可以說,它是一種未經嚴謹分析就妄下結論的思維和行為模式。

(1)不問過程的懶惰

言論自由保障公民可以按其解讀對社會現象發表意見,但對於發言門檻較低的領域,人們往往忘記自己「外行人」的身分,大放厥辭的後果是流於表面的泛泛而談。即使資訊獲取的渠道、方式及群體心理等外界因素都會影響自身趨向或偏好某一觀點,需要追問的是,為什麼在接收同一種資訊時,某些人會訴諸陰謀論,某些人則不會呢?姑勿論資訊的質量如何,在新接收的資訊轉化為判斷依據前,都會經過一定的處理過程。把陰謀論的滋長歸咎於媒體,局限性在於假定受眾都是不假思索地認可新接收的事物。看似合理,實則不然。

常用的論證方式有二:其一,訴諸權威,引用權威人物(如專家)的言論佐證判斷,難點在於辨別誰是權威,即其是否具備相應的資歷、是否具有已公開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等。其二,訴諸經驗,通過實證數據(如統計)支持判斷,難點在於獲得足夠數量的樣本,或是確保所挑選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假如不問過程細節,兩者得出的結論都將淪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當然,社會上還充斥着訴諸情感的傾向,在此不再贅述。由此觀之,陰謀論為省略過程成本提供了手段。對傳播者而言,只需迎合受眾並提供難以瞬間反駁的故事即可,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並不重要。對受眾而言,由於略過社會現象背後的複雜因素,直接進入某個「精闢獨到」的結論便毫無難度可言。

(2)缺乏因果的表徵

正如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所提到,把事情描繪為與受眾生活相衝突的故事較能引起其注意,預期受眾亦會主動投放更多的精力加以探究。既然不涉及懶惰,陰謀論又為何得以立足呢?對此,可以從區分因果性(causation)和相關性(correlation)入手。簡言之,因果性是指兩個事件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如事件一導致事件二的發生;而相關性是指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聯繫,如變量二隨變量一的增加而增加或減少。需要注意的是,高度相關性並不必然代表因果關係的成立。

陰謀論者在解讀社會現象時,同樣遵循「論點—論據—論證」公式,受眾卻較少對各個因素的關係提出疑問。假如仔細考察,將會發現它們之間未必存在因果性或相關性,而僅有表面上的連續性特徵。

例如,提出事件二發生在事件一之後、事件二與事件一之間存在部分內容上的相通,或是事件二符合事件一可能產生的結果(之一),然後「跳躍式」得出事件一導致事件二的發生。實際上,兩者也許具備時間、內容或結果上的某種聯繫,但內裏並不存在任何實質意義的因果關係。因此,儘管「精緻」的陰謀論能夠為受眾提供看似充分且一定程度上符合受眾偏好的論證,但接納有關論述前需要小心考察當中所運用的事實或概念,特別是那些意在使人形成想像畫面的用語,往往是邏輯鏈斷裂的地方。

(3)應然實然的割裂

既然新的社會現象可能修正已有的理論學說,甚至創立一種新的理論,我們就不必過分糾結於某個「主義」或「陷阱」,定睛相關主體的實際行動對研判事態發展更有幫助。可是,社會上不乏抽離現實時空、純理論甚或幻想式的討論,一方面是理想和浪漫的,另一方面亦為陰謀論留下了空間。聚焦應然層面使人獲得一種先天的優越感,可以一無掛慮地指出現實中方方面面的問題,因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把應然套用到實然。相反,聚焦實然層面避免了「離地」的觀感,惟分析結論可能隨時隨地因新事物的出現而改變,缺乏一種對事態長遠發展的宏觀判斷。由此可見,應然和實然的割裂往往會產生一種違和感,而消除這種違和感正是陰謀論擅長之處。

以「國際標準」為例,給人一種代表國際共識的感覺,違反本身自然被認為是與國際社會為敵。然而,怎樣才算「國際」呢?標準的構成是源於《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安理會作出的決議或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定嗎?還是說,來自二十國集團的共識、七國集團的聲明或美國及其核心盟友的合意呢?不難發現,貌似針對規則的討論早已往實力比較的方向轉變。接着,陰謀論的登場可以為應然層面的行為準則與實然層面的國際交往之間的落差提供一種解釋,解釋的目的並非為了理解和收窄兩者差距,而是讓人們能夠繼續心安理得地高談理想狀態下的國際面貌,至於影響國際社會的現實因素則可以掩面不看。

總括而言,陰謀論賴以滋長的土壤與我們對待事物的態度息息相關。在資訊過剩的時代下,必須學會從五花八門的說辭中抽離出具有實際價值的內容,再經過嚴謹分析後得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評價,進而最大限度內縮減陰謀論的生存空間。

作者是碩士研究生(香港) 文章为个人观点

来源: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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